子女追忆:听父亲讲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往事

1925年,17岁的加入中国。在此后的岁月里,多次出任要职,他和、、周恩来、、陈云这些领导人一起,共事了几十年。

晚年的专注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他的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得到了学术界非常高的评价。然而的儿子薄熙成告诉记者,在自己的著作当中,他最喜欢的是《领袖元帅与战友》;和家人在一起时,他最喜欢聊的话题,是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往事。

薄熙成:他一天到晚说实在的,后来的几年,我跟他一块聊天,陪着他说话,他对别的不感兴趣,一说到毛主席,说到刘主席,说到邓大人,说到陈云同志,他感情特别深,他马上就有精神,他就愿意聊,聊什么?聊他那些朋友,那些战友,

薄熙成:我觉得谈得最多的首先是毛主席,他对毛主席,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都很难能够去能理解他的那种真实的思想和感情,尽管他在文化革命当中曾经被这个错误地批判了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他对毛主席真的是一往情深,他跟我讲的最多的,他说毛主席,那我们都是待文王而后兴者,都是跟着毛主席走出来的。这个没有毛主席根本没有我们。

1943年11月初,从太岳根据地来到延安,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对他说:“你就是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的女儿薄小莹对我说,这次长达8个小时的谈话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直到晚年他还常说,做事应当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中财委副主任、财政部长、副总理等职务。十多年里,与在工作中接触频繁。而的言行与思想,更影响了的一生。

薄熙成:我觉得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岁数大了嘛,就容易有些话就重复,他记得最深的,是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他,对敌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那比所有他的职务、他的任命、他的荣誉那要高多了,毛主席曾经对他有过这么高的肯定,这个是他心里头真心最觉得是重要的。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作为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亲身经历了建设过程中的辉煌与坎坷。对于,一直有着深深的敬意;但是,他也并不盲从。1956年反冒进,他是当事人之一;1959年,对“”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被认为是犯了“右倾错误”。

文革期间,造反派勒令每天向的画像鞠躬、请罪。他回答说:“我过去经常见毛主席,见面时也就是拉拉手,从来不鞠躬!”然而文革之后,当时社会上出现一些“非毛”的声音,却写下了一系列纪念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连写了《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我们怎样纪念》等4篇挺毛护毛的文章,在看来,评价的时候,不能从个人视角、遭际论毛;不能从毛个人思想、作风、性格评毛;而要将放在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应当从中国的成长经历、制度以及党内生活来剖析。

薄熙成:从他自己本意来说,他在《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多次都提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和思想,这个毛主席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真的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以后,多次证明了毛主席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这一点呢,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了,所以当在经济建设时期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席提出一些想法来,开始人有不同意见,也有不同想法,实践当中也有不同想法,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确实是毛主席把大家伙都说服了,我觉得也并不是别人不敢提了,而是真心地觉得,可能毛主席讲得是对,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是不如他站得那么高,想得那么,因为他们是个历史过来的人,并不像很多人想,这个党内就是职务高的,底下的人都不敢,就光拍马屁,不是这么个东西

薄小莹:他说这个毛主席跟他们谈过“我”这个字,就是说在这个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个人要是有担待的,要有担待的。这个发生的错误的时候,要有我,有好处有功劳的时候,要无我。

薄熙宁:就是说自己有错误,自己要承担,就是你回顾历史的时候,不是说好像自己就先知先觉,没有人是先知先觉,人都会犯错误。

薄熙成:所以我父亲最后写文章的时候,我记得他写过那句话。我看了我都挺感动,他说不管怎么说,尽管提了不同意见,但是最终是毛主席说服了我们大家共同去这个执行的这些事情,干的这些事,如果要是负责任,我们都有一份,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这个也好,1956年的反冒进也好,作为周总理,他一个,一个,李富春一个,谭震林一个,他们四个是,当时毛主席管他们叫“四大名旦”,就是四个管经济工作的。在第一线肯定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有很多的苦衷和难处,怎么去执行毛主席的支持,中央的支持,又能够跟具体的实践,跟底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个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就整体而言,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实践,是一个摸索的,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这个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走这样那样的弯路,包括1956年,包括1959年

原中顾委副主任逝世 享年99岁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中国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月15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原名薄书存。1908年2月出生于山西定襄。解放前,曾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太岳区委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政委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经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任过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员,一生为党奋斗了80余年。晚年身体安康、思维清晰,致力于党的历史研究,著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在这部书中,特别注重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如何继承发展思想做了许多论述。

商务部部长可谓“政坛明星”,每次面对记者的提问都回答得轻松自如,大有“问不倒”之势。谈父亲时,说:“父亲对我的帮助主要是教育。一个人将来能否做点事,主要看青年时代是否受到学识、品德和素质上的教育。我从我父亲那里得到很多这方面的帮助。”小学六年的班主任关敏卿女士回忆说:“我曾担任过的班主任,当时的国家主席的女儿刘平平也和同班,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班上的学生坐小汽车上学。”据悉,关老师曾在例行家访时走访过家,热情地接待了儿子的班主任,吩咐服务员为关老师泡了茶,端上了水果。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除了关切地询问小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业之外,还请求关老师严格训导。小则坐在一旁恭恭敬敬地听父亲和老师的谈话,不插一言。

童年的活泼好动,调皮可爱。闲暇时,孩子们经常自发组织摔跤比赛,个头高大的赢多负少,因此得到一批小朋友的拥戴,成了村里的孩子头。有时候,同伴的孩子中有了争执、纠纷,就爱找评评理。尽管家里贫困,父亲还是尽力送读书。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稿,写的多是些学校的生活故事。《山西日报》用稿后一般不会马上发稿费,只寄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假期就寄到的老家。村里从来没人订报,突然看到有《山西日报》寄来,议论就多了。有些人猜测,一定是书存(原名)加入了,不看报不行。的表兄听后急了,找到的父亲说:“舅舅,现在过得不错了,书存怎么还想加入?共产了还吃什么?”的父亲听了苦笑着说:“穷人不找找谁?”晚年这样感慨:“我父亲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不会走错路。”不久,太原发生反房税运动,与同学一起积极参加,支持抗税。很快,“五卅运动”爆发,起草传单,号召同学和市民声援上海工人。1925年,被介绍加入中国,并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受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到山西后,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一边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边在录取过程中大搞“舞弊”。在安排考试内容时,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拿来应付阎锡山的,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在录取过程中,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生前回忆说:“我们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等武装。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暗叫‘上当’,于1939年12月发起事变,可是我们早已准备,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后来,这支青年抗敌决死队随刘邓大战南北,屡建奇功。”1998年,90岁高龄的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当他得知山西沁源的部分农村孩子还无钱上学时,将自己积蓄多年的稿费捐献给革命老区,建起了一座希望小学。

1943年8月1日,收到中央有关“赴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电报。同年11月,到达延安,第二天,就接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紧握着的手说:“你就是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着,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两人的这次见面,整整谈了8个小时,给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45年春夏之交,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被选为中央委员。据了解,在酝酿中委、候补中委名单时,本来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当时,有人提出是从监狱出来的(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北平监狱的一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其中包括),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就找周恩来和反映情况。得知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央委员?提候补中委都不妥。因此,37岁的顺利地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当选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1965年1月两次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曾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开始后不久,卷入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所谓“叛徒”,指的就是1936年,被囚禁在北平监狱的一些同志在“启事”上签了字的事。1966年9月,康生给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周恩来反对康生一伙人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可是,陈伯达、等人到处煽动对61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安子文,还有、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的领导职务,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这个重大错案。不久,在、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获得。

1979年7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被增补为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和1987年11月,两度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初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活动完了之后,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你去年五六月份随彭真同志回山西侯马探亲时,写了一篇报道叫《彭真回乡记》对吗?”李尚志回答:“是。”“你是发的新华社通稿,还是发在哪一家报纸上?”问。李尚志报告,是发在《瞭望》周刊上,没有发通稿。“为什么不发通稿让各地报纸都用一用呢?”又问。“因为是一篇通讯,稿件比较长。”李尚志解释说。说:“好稿不怕长。你们穆青社长写的焦裕禄不是很长吗?但写得很好,大家都爱看。”在询问了彭真委员长回乡的具体情况之后,说:“我的这位老乡(指彭真)有三位亲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了,他回到家乡还号召乡亲们消除派性,不计前嫌,团结起来搞四化,这种胸怀是很高尚的。”告诉李尚志,就是因为这种考虑,他把《彭真回乡记》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各地组织党员学习彭真同志的高尚胸怀。

1979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怀念周恩来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了时,周恩来对他的保护。文章回忆:“‘’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线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

2004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在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书面发言。在发言中说:“1997年2月同志逝世时,我十分悲痛,曾书写了‘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八字挽联。‘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在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书面发言,表达对陈云的思念:“陈云同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要特别讲一讲的,就是综观陈云同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其鲜明的特点和特有的建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与相识于延安。1943年11月的初次见面,没有深谈,但给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此后,他们不时见面,彼此渐渐熟悉。谈到他们的友谊,曾说:“我们虽然相识较晚,但见面一谈,却无陌生之感。古话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也说过:“我们这些人,不管相识早迟,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因而总是一见如故的。”1984年,病危,到西山看望。听说老友来了,眼睛微睁,欲语不能。很难过,虽再不能交谈了,但彼此心是相通的。紧紧握着叶帅的手,默默地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