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顾委副主任逝世 享年99岁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中国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月15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原名薄书存。1908年2月出生于山西定襄。解放前,曾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太岳区委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政委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经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任过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员,一生为党奋斗了80余年。晚年身体安康、思维清晰,致力于党的历史研究,著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在这部书中,特别注重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如何继承发展思想做了许多论述。

商务部部长可谓“政坛明星”,每次面对记者的提问都回答得轻松自如,大有“问不倒”之势。谈父亲时,说:“父亲对我的帮助主要是教育。一个人将来能否做点事,主要看青年时代是否受到学识、品德和素质上的教育。我从我父亲那里得到很多这方面的帮助。”小学六年的班主任关敏卿女士回忆说:“我曾担任过的班主任,当时的国家主席的女儿刘平平也和同班,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班上的学生坐小汽车上学。”据悉,关老师曾在例行家访时走访过家,热情地接待了儿子的班主任,吩咐服务员为关老师泡了茶,端上了水果。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除了关切地询问小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业之外,还请求关老师严格训导。小则坐在一旁恭恭敬敬地听父亲和老师的谈话,不插一言。

童年的活泼好动,调皮可爱。闲暇时,孩子们经常自发组织摔跤比赛,个头高大的赢多负少,因此得到一批小朋友的拥戴,成了村里的孩子头。有时候,同伴的孩子中有了争执、纠纷,就爱找评评理。尽管家里贫困,父亲还是尽力送读书。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稿,写的多是些学校的生活故事。《山西日报》用稿后一般不会马上发稿费,只寄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假期就寄到的老家。村里从来没人订报,突然看到有《山西日报》寄来,议论就多了。有些人猜测,一定是书存(原名)加入了,不看报不行。的表兄听后急了,找到的父亲说:“舅舅,现在过得不错了,书存怎么还想加入?共产了还吃什么?”的父亲听了苦笑着说:“穷人不找找谁?”晚年这样感慨:“我父亲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不会走错路。”不久,太原发生反房税运动,与同学一起积极参加,支持抗税。很快,“五卅运动”爆发,起草传单,号召同学和市民声援上海工人。1925年,被介绍加入中国,并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受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到山西后,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一边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边在录取过程中大搞“舞弊”。在安排考试内容时,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拿来应付阎锡山的,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在录取过程中,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生前回忆说:“我们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等武装。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暗叫‘上当’,于1939年12月发起事变,可是我们早已准备,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后来,这支青年抗敌决死队随刘邓大战南北,屡建奇功。”1998年,90岁高龄的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当他得知山西沁源的部分农村孩子还无钱上学时,将自己积蓄多年的稿费捐献给革命老区,建起了一座希望小学。

1943年8月1日,收到中央有关“赴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电报。同年11月,到达延安,第二天,就接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紧握着的手说:“你就是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着,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两人的这次见面,整整谈了8个小时,给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45年春夏之交,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被选为中央委员。据了解,在酝酿中委、候补中委名单时,本来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当时,有人提出是从监狱出来的(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北平监狱的一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其中包括),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就找周恩来和反映情况。得知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央委员?提候补中委都不妥。因此,37岁的顺利地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当选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1965年1月两次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曾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开始后不久,卷入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所谓“叛徒”,指的就是1936年,被囚禁在北平监狱的一些同志在“启事”上签了字的事。1966年9月,康生给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周恩来反对康生一伙人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可是,陈伯达、等人到处煽动对61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安子文,还有、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的领导职务,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这个重大错案。不久,在、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获得。

1979年7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被增补为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和1987年11月,两度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初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活动完了之后,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你去年五六月份随彭真同志回山西侯马探亲时,写了一篇报道叫《彭真回乡记》对吗?”李尚志回答:“是。”“你是发的新华社通稿,还是发在哪一家报纸上?”问。李尚志报告,是发在《瞭望》周刊上,没有发通稿。“为什么不发通稿让各地报纸都用一用呢?”又问。“因为是一篇通讯,稿件比较长。”李尚志解释说。说:“好稿不怕长。你们穆青社长写的焦裕禄不是很长吗?但写得很好,大家都爱看。”在询问了彭真委员长回乡的具体情况之后,说:“我的这位老乡(指彭真)有三位亲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了,他回到家乡还号召乡亲们消除派性,不计前嫌,团结起来搞四化,这种胸怀是很高尚的。”告诉李尚志,就是因为这种考虑,他把《彭真回乡记》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各地组织党员学习彭真同志的高尚胸怀。

1979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怀念周恩来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了时,周恩来对他的保护。文章回忆:“‘’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线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

2004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在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书面发言。在发言中说:“1997年2月同志逝世时,我十分悲痛,曾书写了‘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八字挽联。‘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在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书面发言,表达对陈云的思念:“陈云同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要特别讲一讲的,就是综观陈云同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其鲜明的特点和特有的建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与相识于延安。1943年11月的初次见面,没有深谈,但给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此后,他们不时见面,彼此渐渐熟悉。谈到他们的友谊,曾说:“我们虽然相识较晚,但见面一谈,却无陌生之感。古话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也说过:“我们这些人,不管相识早迟,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因而总是一见如故的。”1984年,病危,到西山看望。听说老友来了,眼睛微睁,欲语不能。很难过,虽再不能交谈了,但彼此心是相通的。紧紧握着叶帅的手,默默地望着。